首例艾滋病免疫的基因编辑婴儿降生,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担忧?

人民网今天的新闻称,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这一宣称还没有得到其他方的独立证实,是研究者本人向外界透露的。但如果是真事,那么这就是大新闻了。

图片来源: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这里的“基因编辑婴儿”指的是什么?

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这个技术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过,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这次编辑了什么基因?

是把编码CCR5蛋白的基因修改成了它的变体CCR5Δ32,这里的三角形是希腊大写字母“德尔塔”,意味着它少了32个碱基对。

CCR5是一个负责免疫的基因,在自然界里已经存在CCR5Δ32这个突变了。研究者发现,CCR5Δ32的历史很短,只有约一千年左右,它的频率历史上一直在快速增加,说明它总体来说应该是好东西。

通过编辑获得CCR5Δ32,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最大的好处是,拥有它的人对HIV-1有很强的抗性。不能说这意味着对艾滋病完全彻底的免疫——HIV病毒的毒株很多——但这个抗性是很明显的。(不幸的是,它不能保护中国目前最流行的毒株。)

考虑到HIV传给人不过几十年,这并不能解释它历史上的频率增加,所以它应该还对历史上某些流行病也有好处。

CCR5Δ32也有缺点,会对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带来不良影响,比如遭受一些黄病毒属病毒(如西尼罗河病毒或者蜱携带的脑炎)感染后,有更高概率出现严重的症状。流感的死亡率可能也会增加。

现在HIV是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人群中CCR5Δ32增加应该还是好事情,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特别是刚出生的婴儿,就不好说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身处艾滋病高危中,一个人完全可能过上一种西尼罗河病毒比HIV更危险的生活。

更何况,使用CRISPR进行编辑,这个操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CRISPR基因编辑的风险在哪里?

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会有很多“脱靶”——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它的脱靶率依然是一个争议中的话题。

在有些领域,脱靶不是大问题,比如如果我要编辑一个农作物,那很简单,编辑完了之后养养看,不断检测各种指标,如果出了问题,扔掉重来就是了。

但是在人类胚胎编辑里,脱靶就是大问题了,因为你只有一个检测窗口——那就是胚胎早期。等到胚胎发育起来再发现问题那就晚了,你总不能把一整个活人给扔掉。

而且,这个人长大成人之后还要结婚生子的,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当然研究者肯定知道脱靶的风险,我也相信他们一定尽了一切努力来测序筛查防止脱靶的出现,但是目前的技术毕竟是有限度的,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风险还是太大了。

收益不能和风险相抵吗?

在这个案例里,比较难。

按照常规,一种新的遗传治疗技术,会首先在患有遗传病的人身上使用。把病治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收益,这个收益可以和新技术的风险相抵。

但这次基因编辑不是治好遗传病,而是获得对一种疾病的抗性,同时小幅增加另外一些疾病的风险。虽然HIV眼下是很重要的威胁,但并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也不能预测未来如何。毕竟,已有的HIV阻断疗法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收益本身就很不明确。

更糟糕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次的双胞胎里,至少有一个没有完全编辑成功,换言之这个孩子没有获得真正的抗性。没有抗性,却还是遭受了编辑过程以及它伴随的脱靶风险,这个场景就很不好了。按照常规,没有编辑成功的胚胎就不应该允许它长大才对。

所以,这次的这个实验还是有相当的安全和伦理问题。

那谁给批准的实验呢?

目前网上能够查到一份来自“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这是一家莆田系医院,此前多次爆出医疗事故纠纷的新闻。

这一实验也进行了注册,但是在实验开展很久之后的补注册。

给家长的知情通知书上写的是这是一个“艾滋病疫苗”实验。整个过程都有缺乏监管和透明度的嫌疑。

这个实验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

技术上讲,基因编辑胚胎不是新鲜事,大家等待的突破不是编辑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脱靶。还看不出这个新实验是否有所突破。

日常现实中,这不会带来什么巨大变化。HIV抗性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特征,这个基因也已经存在于人群中了。我们真正关心的“设计婴儿”的那些特征,比如外貌或者智商,都太过复杂,短期内设计不出来(除非你愿意全盘照搬爱因斯坦或者霍金的基因)。

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这个案例暴露出来的监管不足。干细胞疗法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疗新技术,但因为国内监管不足,很多黑心诊所都在打着它的名义进行昂贵而无用(甚至有害)的所谓治疗。我很担心CRISPR胚胎编辑也会变成这样。

以及,愿这两个孩子能健康成长。
 

题图来源: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四步戒掉手机成瘾,你能做到第几步?

通勤的路上手机没电,去厕所的时候忘带手机,醒来摸了半天找不到手机……这简直是都市恐怖故事了。睡前最后一个见到的,醒来第一个寻找的,已经从枕边人变成了手机,边走边玩手机,也变得不稀奇。如果十年前“手机成瘾”还让人闻风丧胆,如今听了就直教人心虚了!

在“手机成瘾”这件事上,你并不孤单。全球约26%的手机用户每天会刷7小时手机;76%的用户每天会刷3小时以上的手机。

手机这个小妖精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你刷刷刷刷不停?不要再自责啦,手机软件者们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让你与手机难舍难分啊。比如APP上的未读消息小红点,让你看着心痒痒,忍不住要点一点。打开APP之后的无线信息流又让你根本停不下来。手机一开一灭,仨小时没有了!

手机开发者们的小“阴谋”背后,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果壳B站联合出品的新节目《你听我解释》第一集,就来讲讲你都是怎样“被算计”的!此外,我们还贴心地附上对抗“手机成瘾”的几个大招,让你不再苦于“手机真香”。

还没看过瘾?戳我关注“果壳”B站账号,带着你的陈年老疑问,热情的弹幕走起来吧!

 

古城里唯一一块有图案的马赛克,内容竟然如此三俗……

在欧洲和西亚,有一种传统的装饰方法叫做马赛克。这种装饰是用不同颜色的小块玻璃、石头的物体拼出图案,经常用于墙面。因为非常耗费人力和原料,所以很珍贵。

在土耳其海边有座建于1世纪的安提切塔(Antiochia ad Cragum)古城。工作人员在此发掘了14年,找到了许多建筑遗迹,都没有发现带画面的马赛克。幸运的是,今年夏天他们终于找到了古城里第一个图画马赛克。

内容竟然是黄色笑话。

新发现长这样。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

这幅精美的大型三俗马赛克发现于一个2世纪公厕内,将古罗马厕所文化的黄暴推向新高度。

大地砖保存了两副图案,分别讲述了一个三俗段子。古罗马人没有拿自己的主神开涮,段子的梗来自古希腊神话的纳瑟斯(Narcissus)和伽倪墨得斯(Ganymede)。

在希腊神话里,伽倪墨得斯的经典形象之一是玩耍滚铁圈游戏的少年。他来自特洛伊,被变成鹰的宙斯绑架去当了酒童。宙斯与伽倪墨得斯经常被描述为古希腊青年男子与少年男子间浪漫关系的示例,这幅(男)厕所马赛克也发挥了低俗本质。画面中,变成巨鸟的宙斯叼着一块海绵,正抓着少年脱离地面,对方手上的铁环玩具换成了长棍,末端也戳着海绵。

伽倪墨得斯与宙斯。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另一幅图上,“水仙花”一词的来源纳瑟斯是个以美貌著称的男子。他因为太美而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最终变成了一株白花。但是在这幅厕所马赛克中,纳瑟斯长出了异常大的鼻子,这以当时的审美会被认为非常丑。遗憾的是,纳瑟斯目光所看向的图像下部已经无法辨识,所以,他到底是在看什么的倒影,就只能靠猜了……

左部被自动打码的“纳瑟斯”马赛克。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至今,这幅厕所三俗画是古城中唯一发现的带画面的马赛克。2012年,工作人员曾在城中一处水池附近发现了巨幅马赛克,但图像是几何花纹。

2012年发现的几何马赛克。图片来源:CreditAntiochia ad Cragu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

来自土耳其乌萨克大学的马赛克专家伯鲁·坎( Birol Can)认为,三俗画面所在的厕所很可能是个大型公厕。因为地段特别好。它与一个大型澡堂共享一面墙,它附近是古城的议事厅或市政厅。在过去,这里应该设有木头或大理石材质的马桶座,以及干净的水渠。那不拉斯加林肯大学的考古人员麦克·霍夫(Michael Hoff)表示厕所的主要使用者为男性。

现在还不清楚,三俗马赛克是否是古罗马厕所的标配,或者是此次发现的厕所尤其三俗。但是庞贝和其他遗址的发现似乎指出,这类题材的装饰物在那时至少是不罕见(比如生殖器状护身符)。

安提切塔古城建于公元1世纪,曾是古罗马重要的贸易中心。在11世纪被荒废后,这里成为罪犯藏匿赃物赃和抛尸的地点。

霍夫在这里发掘了十年。

“(三俗画)传达的幽默真正为这个废弃的城市注入了人性。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发现了建筑、集市、庙宇、澡堂,它们洁净优雅,但不能告诉我们太多这里的人的故事。”他说,“我认为,这幅画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们在我们的古城生活、呼吸、工作和玩耍的最私密的证据。”

(编辑:Ent)

参考文献

  1. Recently Unearthed Roman Latrine Was Full of Dirty Jokes.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roman-latrine-was-full-dirty-jokes-180970705/
  2. Dirty Jokes in Latrine Mosaics Entertained Ancient Romans. https://www.livescience.com/64000-dirty-jokes-mosaics-discovered.html
  3. Erotic art in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otic_art_in_Pompeii_and_Herculaneum
  4. Dirty Jokes In 2,000-Year-Old Bathroom Mosaics Reveal We Haven’t Changed Since Roman Times. https://www.iflscience.com/editors-blog/dirty-jokes-in-2000yearold-bathroom-mosaics-reveal-we-havent-changed-since-roman-times/

题图来源:University of Nebraska

未来最濒危的脊椎动物,可能是它

|·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人类世界消失的色彩

如果人类的世界也有一以概之的象征,你可能会想到很多新奇的标志性物件——它们的存在,能够被遥远未来的考古学家视作地球基本进程中,呈现明显人类色彩的标记。不论好坏,这些标记已经融入到了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中:比如说混凝土、塑料、放射性碎片、城市、矿井、快速增长的温室气体浓度等等。

但是人类的世界也可能被某些失去的东西所标记,比如说乌龟。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杰弗里-洛维奇(Jeffrey Lovich)为首的生物学家团队在《生物科学》杂志中写道:“乌龟在这个现代世界中苟延残喘,但是它们的挣扎却从未被重视,甚至被刻意忽略。”

图片来源:PEXELS

留不住的辉煌的过去

洛维奇和同事们写道:“乌龟的祖先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现在的356种乌龟中有接近61%的物种濒危或者已经灭绝。它们毫无争议地成为脊椎动物中最濒危的物种,它们的未来甚至比那些遭受困境而且得到广泛宣传的两栖动物还要危险。”

研究人员哀叹称,无论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还是公众,都未发觉乌龟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他们所发表的这篇名为《所有的乌龟都去哪了,为何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文章,并不仅仅是一项呼吁人类保留一些不可替代的生物学遗产的恳求。更确切地说,洛维奇的团队从失去的生态学功能方面阐述了乌龟的灭绝问题。

他们写道:“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乌龟种群数量下降和灭绝,意味着它们的生态学角色与种群数量更繁荣时期相比极大地减弱了。它们生态学角色减弱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认知和了解。”

他们还写道:“史前的乌龟种群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分别是大种群数和高生态量。比如说,历史上每公顷的健康湿地中曾经含有接近1吨的水龟,而每公顷的陆龟生态量接近600公斤。相比之下,针对非洲大草原的一项食草动物研究估计,每公顷的乌龟生态量为199公斤。乌龟的总重量曾经超过大象。

图片来源:PEXELS

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生态学问题。乌龟和它们富含脂肪的龟蛋供养着那些以它们为食的物种。它们腐烂后的身体会重新调节分配环境中的重要营养盐。洛维奇和同事们称:“乌龟或许在一些生态环境的矿物质循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那些钙或者磷缺乏的生态环境。没有它们的存在,海滩和沙丘生态环境可能根本无以为继。”

乌龟也调节着它们赖以为食的植物和动物种群。一项针对江河口水龟的研究发现,由于水龟的消失,大量的盐碱滩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就变成了泥滩。这一动态变化或许在许多环境中都能发现。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乌龟消失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能够造成营养盐减少、生态量结构改变、种群功能消失和入侵物种复辟等后果,所有这些对于生态系统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植物为食的乌龟也在种子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含马达加斯加岛的tambaloque树和猴面包树在内的一些树木由于乌龟的消失而出现了衰退,水路沿岸的植被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许多乌龟也是土壤生物搅动者,它们会挖掘洞穴并且移动土壤使其变得肥沃。它们的消失也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降低。

图片来源:PEXELS

此外,在那些温血鸟类和对能量需求较高的哺乳动物无法生存的栖息地中,乌龟独特的生理学,比如说缓慢的新陈代谢、资源短缺时的休眠能力,都能够让它们在那里维持巨大的种群数量。当乌龟消失之后,其它动物无法取代它们的位置。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虽然乌龟受到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疾病、捕猎和捕捉等问题的威胁,但是对真正打击它们生存的是对它们命运的视而不见。洛维奇的团队向那些优先以鸟类和哺乳动物为目标但却极少关注乌龟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发出倡议,如果他们关注乌龟,他们或许也能够挽回乌龟日渐丧失的生物学潜能。乌龟也能够重新成为生态系统恢复的工具。

那就是说,研究人员最后的请求并不是以功用为目的的。研究人员写道:“随着世界的发展和演变,失去更多这些标志性的非凡幸存者真的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让人感到悲哀。乌龟曾是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撞击的幸存者,将来它们还能成为人类世界的幸存者吗?”(编译:Mr.Qiu;校对:大庆、Yuki)

对话PlayStation中国区负责人:我们做得那么烂,玩家还支持,我们是在逆风起飞

快要过五十一岁生日的添田武人是一位游戏玩家。他拥有每一代PlayStation,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足球和格斗类的游戏,也喜欢情节曲折的角色扮演(RPG)游戏。与此同时,他还是PlayStation在中国的掌舵人。作为索尼互动娱乐(上海)有限公司总裁,2015年添田武人带着被玩家们戏称为“四公主”的PlayStation 4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出生长大、大学在北大学文学的添田武人,去台湾乘出租车被司机误认为是北京人。他知道索尼粉丝喜欢“为信仰充值”,还会用谐音,希望玩家能“天天五人”,一天安利五个人玩PlayStation。粉丝们亲切地称他为“五仁叔”。对此,10月28日上午在索尼(中国)北京办公室,添田武人对果壳说:“我们做得那么烂,玩家还能够这样支持我们,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PlayStation

添田武人第一次听说索尼要推出游戏机,是在1993年。那时,距离索尼正式发行家用游戏机PlayStation,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作为时任索尼社长大贺典雄的助手,添田武人参与了几场经营会议。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和大公司内常见的大家点头、同意、一致通过的情形完全不同。

当时索尼完全没有制作家用游戏机的经验。因为涉及到跨地区、多部门的协作,PlayStation的大小细节都能引起激烈的辩论甚至争吵。比如说——外壳的颜色。

索尼日本本社希望外壳色调采用日本人喜欢的银白色,而索尼的美国分社坚持强调黑色和紫色受西方人青睐,结果最终初代PlayStation的外壳使用了最大众化的淡灰色调。

PlayStation|官网

再比如说立体的弧形手柄。PlayStation的立体手柄和当年常见的平面手柄完全不一样,这是1994年添田武人第一次看到PlayStation真机时印象最深的地方。“立体的手柄才符合人体工程学。人放松下来的时候,手不是平的,而是稍微蜷着的状态。这体现了它背后的设计理念:不是要让人去靠近机器,应当让机器向人靠拢。”

但分销管理部门认为,手柄的造型设计肯定会让过去习惯任天堂设计风格的消费者非常不习惯。双方直到PlayStation量产前还在僵持,大贺典雄不得不亲自出面。用立体手柄试玩了半个小时后,大贺典雄说:“这个东西非常不错,我决定就用它了。同时也请列位记住,这是社长的决断!”

差点胜出的平面手柄|Ei Nerd

添田武人回忆说,当时负责PlayStation业务的人员,一半从索尼的电子部门抽调而来,一半从索尼音乐过来。电子部门的人追求技术的不断拓展,通过技术给用户带来新的解决方案,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而音乐部门的人是做娱乐内容的。内容产业的不确定性、艺术本身蕴藏的爆发的可能性,都使得音乐部门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灵活的非线性工作方式。“两种不同基因的团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在不确定的同时,又让你觉得特别兴奋。”

1994年12月3日,PlayStation在日本上市,半年就卖出去了两百多万台。

当年的宣传海报|创意总监:小霜和也。有趣的是,Xbox 360在日本推广的时候,为微软制作广告的也是他。

PlayStation 2 & 3

六年后,后续机种PlayStation 2上市。至今为止,PlayStation 2仍是销量最高的家用游戏机,在长达12年的销售期内一共卖出了1亿5768万部。

当年,除了游戏机,影音数据的存储媒介也在更新换代:DVD开始取代VCD的市场地位。PlayStation 2能放DVD。在一段时间内,PlayStation 2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DVD播放器。这进一步扩大了玩游戏人群的年龄层:看DVD的人群,年龄跨度要比玩游戏的人群大得多。

更重要的是,看DVD的时候,人不是窝在沙发上,就是窝在床上。游戏机名正言顺地进入客厅与卧室,更深一步介入个人的生活。游戏《战神》的制作人大卫·贾菲(David Jaffe)认为,PlayStation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让游戏成为社会主流。从他1993年入行以来,索尼一直在强调,游戏是和电影同样重要的媒介。

截至2018年9月主机销量|statista

添田武人认为,这是主机游戏不同于电脑游戏之处,也是主机游戏不容易上瘾的原因。主机游戏是最容易控制的一个平台。“一个家庭最透明、最开放的空间是客厅。而主机游戏往往就是在客厅里玩的。在客厅大电视上玩游戏的时候,父母看不到吗?” 

PlayStation 2曾短暂地在国内发行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溅起什么水花,一年只卖了一千多台。DVD可不一样。盗版DVD光碟,或者说“九区”DVD的出现,极大丰富了国内民间观影文化的同时,令各大发行方头疼不已。

2001年调职到索尼影像娱乐美国总公司的添田武人曾负责《蜘蛛侠》(2002年)等电影的发行工作。他看过好几部盗版电影:画面摇摆不定不说,偶尔还冒出两个人头晃来晃去。

当时,他并不担心:高质量的东西总会胜出。只要把自己负责的业务附加值尽量做到更大,消费者总会买账的。

PlayStation 2|官网

现在,他也不担心。添田武人如今还会探访卖PlayStation 4水货的店铺,也会刷刷淘宝上的水货。他没有向淘宝投诉,“杜绝是很难的,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不能完全杜绝这个现象的话,我争取在另外一个方面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让东风慢慢能够压倒西风。”

调到美国工作前,添田武人曾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半。有一次回日本出差,他买了一台PlayStation 2。之后的半年他玩得比较沉浸,和朋友一起玩格斗游戏,或者踢踢实况足球。再之后,和所有处于职业上升期的职场人一样:工作忙起来了,只能把游戏机放到房间里的某个角落积灰。

然后,总会在某个时间点,又将游戏手柄握在手中。

2004年离开索尼到西北大学读MBA的添田武人,毕业后进入科尔尼咨询公司工作。做了几个项目后,他感到非常疲惫。正好两个项目之间有间隔,他请了十天假。很累,想放松,又不想出门。他买了一台PlayStation 3。

PlayStation 3|官网

添田武人最喜欢的PlayStation 3游戏之一是索尼的游戏《最后生还者》。他认为,“游戏,特别是主机的游戏,完全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产品。”任何的一个艺术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如果能把故事讲好,一步一步让玩家产生与平时不一样的艺术体验,就是一个好的角色扮演游戏。

《最后生还者》的乔尔在游戏最后不得不在两条路中作出选择:要么牺牲珍视之人,要么毁灭世界。乔尔选择了后者。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上面的句子节选自添田武人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他也选择了那条人迹稀少的路。

PlayStation 4

2013年底,添田武人回到索尼。他要把PlayStation 4带到中国。“在国内,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走的路,现在应该做手游去。”

根据《2017年中国游戏行业发展报告》,家用游戏机全年营业收入只有可怜的38.8亿元。相比之下,手游的收入高达1122.1亿元。添田武人表示:“无论是在手机上也好,在平板上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过去在PS Vita上做的移动端游戏,确实切割了娱乐时间。手游不仅是我们在国内所遇到的课题,也是在全球遇到的课题。我们全公司都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听添田武人说话,有时需要反应一会儿。他提到的“国内”,指的是中国,不是日本。“把更多欧洲的、日本的游戏引进到国内”,“让国人能接触到更多好游戏”。

微博截图

可绕是再了解国内的情况,路途也不平坦。“一开始梦做得特别大,后来梦想一个一个被捅破。”前期准备工作做了一年半。有好几次,添田武人都觉得没希望了。

这让他想起了PlayStation 4的游戏《血源诅咒》。《血源诅咒》的第一关他用了很长时间都没过去,他就觉得“是不是老了,游戏的感觉都没有了”、“是不是这关就过不过去”、“是不是已经不适合玩这种游戏了”。好不容易通过了第一关,他发现,事情也是能解决的嘛。

关关难过关关过。

2014年12月11日,索尼召开发布会,宣布国行版PlayStation 4于2015年1月11日上市。

1月8日,索尼中国突然声明由于种种原因,PlayStation 4上市时间推迟。

2月13日,春节前,添田武人邀请部分核心玩家一起聚会、包饺子、吃团圆饭。在聚会上,添田武人引用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3月20日,国行版PlayStation 4正式发售。

PlayStation 4|官网

为了推广PlayStation 4,添田武人绕着中国跑了一圈。参加各种路演,到斗鱼上跳舞,在bilibili上扮鬼脸,服务精神满点。一部随访影片记录了他在发布会前吃饭的场景。吃的是全家的双拼饭,看到跟拍,他还特意比个大拇指,对着镜头说很不错。

碎碎是任天堂的死忠粉,PlayStation的路人粉。参加PlayStation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举行的进中国一周年聚会,她拿着一个印有PlayStation Logo的任天堂游戏机请添田武人签名,添田武人一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一面给她签了名。这台游戏机成了她“炫耀”的资本,每次拿出来给朋友看,都能听到一片感叹之声。

碎碎感觉,这几年明显玩主机游戏的人多了,能和她聊起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PlayStation一周年的纪念聚会只来了两三百人,第二年就得守在电脑前抢票了。

新闻截图|微博:@游戏篝火营地

国内游戏开发商也有类似的感觉。为了把中国主机游戏市场整个盘子做大,索尼互娱推出了“中国之星”项目,旨在挖掘、培养、扶持中国主机游戏开发商。《人类拯救计划》是第一批入选“中国之星”的项目。

制作《人类拯救计划》游戏的互联星梦CEO张毅曾被拉去日本参加索尼互娱内部开发者大会。去了日本一周,每天都在上课,有程序课、美术课,还有制作人课。到了先发一张课表,“就是纯讲课,没有展示,没有领导讲话,一点虚的东西都没有。”张毅告诉果壳。

张毅觉得,中国之星这个项目,就好像超级女声。据他所知,第二届中国之星报名的人,要比第一届多多了。这个项目确实扩大了主机游戏的影响力,“其实挺伟大的”。

官网截图

可添田武人却说,PlayStation中国这三年办下来,“是不是能够及格我都很难说”。

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但由于游戏机禁令造成的十多年空白,主机游戏的市场份额只有2%。在美日欧等主机游戏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主机游戏的市场份额能达到25%。

“你说我给这个事业打多少分的话,可能是介于59-60之间,从业绩上来说,这可能是偏向59,但是从给我们国内的玩家带来的结果上看,应该是往60走。70、80、90完全没有达到,还是在慢慢地爬山的过程。”

添田武人说,那首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的《未选择的路》还完全能形容他和PlayStation目前的处境。做国行这件事本身,不是从没有风的地方起步,而是从逆风的地方出发,三年多的时间终于走到了一个不是顺风也不是逆风,而是有点风的地方。

谈到此,添田武人打开笔记本电脑翻找PPT。他想到了在今年财年预报上引用过的一句丘吉尔的话。

“风筝顶着风高飞,而不是顺着风。”

(编辑:Mo,麒麟)

 

今年夏天刷爆朋友圈的skr,到底skr啥?

这视频真厉害skr人↓↓

根据著名俚语在线字典Urban Dictionary的解释,当有人提出一个相当荒谬的坏主意时,你可以用“skr”来回应。比如:

——“你能为我表演一下毒舌吗?”

——“Skr!你skr受虐狂吗?”

Skr,也经常被写为“Skrt”、“Skert”、“Skirt”以及拉长音的“Skrrr”和“Skrrrt”。

它原本是一个拟声词,模仿的是汽车在高速漂移或急转弯时橡胶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因此,Skr(t)在说唱歌曲中常被当作动词使用。

在嘻哈字典网站The Right Rhymes上,skrt 可以作不及物动词,表达“急转弯”或“快速离开”的意思。

比如,说唱歌手黑色柯达(Kodak Black)在一首名为《Skrt》的歌里这样唱道:

《Skrt》部分歌词截图。图片来源:网易云音乐 翻译:thegreatfrankie

此外,skr还常常被当作没有明确表意的语气助词,起到增强音乐效果的作用。

随着skr使用的增加,人们也开始为skr赋予新的含义,根据Urban Dictionary的解释,如今,skr(t)可以用来表达“激动兴奋”和“幽默”的意味。

 

至于网上流行的skr表情包,大概是因为skr的发音类似“四个”、“死个”,于是热衷玩谐音梗的网友们进行了一波儿再创造。

这波神操作,你s不s也来参加一kr?

(编辑: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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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冒死回国,造福中国航空,倾尽终生铸就国之重业

|·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大多数人说,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爱因斯坦

登上禁令的人

1952年,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份名单,这是明令禁止回到中国的35名学者。

对于国防来说,这份名单上的每个名字,大概都可以抵上一支军队。

比如: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紧随“三钱”之后的,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为陌生的名字——“师昌绪”。

这个时年35岁,国字脸的年轻学者,后来成为了“中国材料科学之父”。1952年,美国报纸大篇幅报道了禁止返回中国的35位学者,图中照片就是师昌绪本人。图片来源:《波士顿环球报》

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那个时代的学者,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师昌绪也是如此。后来,抗战爆发,家境中落。

战争万恶,斩断了师昌绪富家子弟的人生轨迹,却也激发起了他的满腔热忱。如同鲁迅的“弃医从文”,师昌绪选择了“实业救国”。而当时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冶金矿业。

命运的红线让师昌绪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他就读的学校是密苏里大学,这里有美国最优秀的冶金专业。师昌绪天赋极高,不到一年时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又用了两年时间在欧特丹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

随后,师昌绪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博士后的研究。仅三年时间,他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基于他的研究成果,开发出了被称为300M的超高强度钢,这种钢材兼具强度与韧性,随后被大规模用在飞机起落架上。

时年,新中国成立。那片东方的土地,一切翻天覆地,焕然新生。

师昌绪想回国了。

师昌绪在麻省理工期间。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回国是要拼命的

然而,哪里是想回就能回的。

师昌绪的老师,也是当时冶金界最负盛名的学者,莫里斯·柯恩,认真严肃地希望他留下,并开出了一份极其诱人的待遇。

 “我不是嫌工资少,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我可有可无,可祖国需要我们。”师昌绪平静地说。

可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绝不允许师昌绪回国。

 “回国的历程简直像一场战争”,回忆当年的经历,师昌绪这样感叹。

为了争取回国,他装了一箱子写好的信,开始到处奔走。这事听起来简单,然而其中却蕴藏着凶险。那个时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铺天盖地,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迫害。

后来,师昌绪联系了多位学者,包括那张禁令名单上的其他人,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够回国。

转机发生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迫使美国同意留美学生出境。

师昌绪后来说:“我这个人比较胆大,对生死看得比较淡泊。”

1955年,生死看淡的师昌绪,回到了这片阔别十年的土地。1956年,师昌绪与夫人合影,图片来源:人民画报

科学家的力量

回国后,师昌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领导让他在全国的合金研究所任意挑一处。

他说:“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1956年9月,师昌绪来到了条件艰苦的沈阳金属研究所,一待就是三十年。

当时,正值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师昌绪不负众望,充分发挥自己的冶金学知识,在冶炼、轧钢和合金检测等多个方面同时开展研究,如同热刀切黄油般地解决了多项生产难题。

 “在回国初期,曾把发表论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在承担了发展新材料、新工艺的任务后,就改变了看法。衡量研究水平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

从当初的“实业救国”,到如今的“冶金报国”,师昌绪做到了。当时沈阳金属所有八大任务,他的团队承担了一半。

1964年秋天,他接到了一个更严峻的挑战。

根据师先生自己的回忆,那天晚上,他家刚吃过饭。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是他的老朋友——航空部六院的副总工程师荣科。

荣科进屋的第一句就是:“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飞机编队,图片来源:央视网

当年,我国飞机用的是前苏联老旧图纸,性能远低于国际水平。为了改变这一窘境,航空部决定先从飞机发动机入手,而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就是涡轮叶片。

当年,国内外几乎所有叶片均为锻造的实心叶片。而所谓的“空心叶片”,采用的是铸造技术,它的结构强、耐高温、寿命更长。那时放眼世界,只有美国人能做出空心叶片。不论原材料,还是制造工艺都是最高级别的机密。

机缘巧合之下,荣科见过美国的产品,看出了其中的优势。于是,他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做出中国人的空心叶片。

此时,荣科所能依靠的,只有一个人——师昌绪!

荣科问师昌绪:“美国有了,你敢接吗?”

师昌绪想了想答道:“敢!”

显然这是句大话。彼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别说航空科技,连民生都是问题。作为高级科研人员的师昌绪,一家人住的是简易宿舍,伙食也仅仅是不新鲜的大米和地瓜干,“要靠用力嚼,才能把菜咽下”。

许多年后,有人问师昌绪:“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

老师哈哈大笑:“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师昌绪立刻组织了百人团队,展开攻关。从原料冶炼到技术开发,从质量控制到成件检测,每一环节几乎都是从零做起。每天,在金属研究所里上演的,都是试验、失败、修正、再试验,再失败。

 “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永远不会懈怠,即使受了很大挫折也不会退却。”

经过没日没夜地努力和争分多秒地研发,理论渐渐得到修正,技术缓缓实现提升。师昌绪团队突破性地开发了真空精密铸造技术,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

从接到任务到完成攻关,他们只用了一年时间!

自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空心叶片的国家。目前,这种叶片仍是我国用量最大的航空涡轮叶片,五十年从未发生失效事故。

典型的空心叶片,图片来源:doncasters

大科学家之路

在金属所,当了八年所长,师昌绪的头发都被快掉光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在回忆录中,师昌绪这样总结了那段岁月。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1984年,他从金属所卸任,来到北京,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战略科学家。开始从国家视角,审视科技的发展。

一直以来,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产业的主体,然而这部分人终日与钢筋水泥摸爬滚打,常年在粉尘噪音中埋头工作,得不到重视。1992年,师昌绪与另外5位科学家上书中央,想改善技术人员的处境。终于,经过两年酝酿,国家同意成立中国工程院,师昌绪被选为副院长,时年74岁。

1997年,国家启动了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也就是著名的“973计划”。刚开始,这个计划只有农业、能源、资环、自动化与生命科学。1998年,师昌绪写信给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大力争取把材料科学加了进来。

师昌绪院士为天津大学题字—“实事求是”。

时间进入到21世纪,纳米科技开始冉冉升起。从美国到日本,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扑到了这个领域,整个学科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师昌绪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倡导成立了“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几乎以一己之力,扶持了我国纳米科学的发展。

今天,世界范围内,材料和纳米这两个领域,中国人贡献了最多的科研成果。

当然,师昌绪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先后又担任了许多职务: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

    中国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

在每一个职位上,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从“红色学者”到“两院院士”,从“科研攻关”到“国家战略”,毫不夸张的说,师昌绪院士成为了一位“影响国运”的大科学家。

2010年,师昌绪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奖项,是中国政府能够给予学者的最高荣誉。

九旬老人师昌绪,仍然参加了多项工作会议。图片来源:昌平科普网

尾声

2014年11月10日,“两院”院士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位九旬老人,每个工作日仍然会出现在办公室。

“人家60岁就退休,我多赚了30年。”(编辑:Yuki)

参考文献:

  1. 《在人生道路上:师昌绪自传》,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师昌绪:高温合金之父 熔古铸今济家国,科技日报,2010。
  3. “热心”师昌绪辞世:忠于事只为信仰,科学网,2014。
  4. 师昌绪院士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2014。

不排队就能买到的奶茶不是好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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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效应是指人们受到多数人一致性思想或行动的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也常被称为“羊群效应”。它常常会使人忽略自己真实的想法或感受。

羊群效应。图片来源:PxHere

2008年,利兹大学的Jens Krause教授和John Dyer博士进行了一项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大厅内随意走动且不和其他任何人交流,但研究人员提前告知了其中一部分受试者走动的路线。

结果发现,那些被告知“随意”走动的受试者却跟在了那些事先被定好路线的受试者后面

图片来源:Giphy

 

Jens Krause教授教授说道,“这项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参与者在不允许交谈的情况下,最终做出了具有共性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其他人‘引领’了。”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最终,他们发现只要有5%的人在大厅内自信地走动,剩下95%的人就会跟随他们。

环望四周,不难发现我们身边就充斥着这样的例子,比如——

双十一。“每到双十一,身边的小伙伴都在买买买,我不能落下!”

奥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身边有大量人群时,购物体验会得到增强,将糟糕的体验变成有趣的体验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像这样复制其他个体在做的事是有道理的,比如它可以帮助你决定买什么样的手机更靠谱,帮你规避一定的风险

图片来源:Pixabay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个人信仰和众人做的事发生矛盾时,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很多时候人们过度地使用社交信息,过多地复制他人。

下次再做决定时,不妨多想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保持自己的节奏。

毕竟,生活是你自己的。

图片来源:Giphy

参考来源:Phys.org

(编辑: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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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重量的129岁古董就要退役了,普朗克常数即将上位

这是一个对重量“斤斤计较”的时代。

我们可能站在体重秤上抱怨减肥失败,或者怒斥小贩卖菜时偷斤少两。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重量本身就存在一个问题——它的单位“千克”可能不那么靠谱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先从一件拥有129年历史的“神器”谈起。我们现在用来表示重量的基本单位kg(千克),就是由它来定义的。

这件神器自诞生起一直存放于国际计量局,被称为国际千克原器(IPK)或者“大K”。大K是一块由铂铱合金制作的、高度和直径均为39.17毫米的直立圆柱体。它被安放在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保险箱里,与世隔绝而且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同时,大K在各国还有很多复制品,每隔四十年,人们都会将大K和复制品进行比对,以确定全世界的重量处于同一个体系。

国际千克原器。图片来源:BIPM

然而,再精密的人工制品,都无法真正做到“重量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事实上,尽管铂铱合金是已知最稳定的合金之一,甚至大K几乎一直“蹲在监牢”中,但人们发现,它很可能已经损失了大约50克的重量。

当然,由于大K正是千克这一单位的定义,所以技术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说它损失了重量。我们只能说,整个世界变重了一点。(我似乎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下一块榴莲酥了。)

尽管50克大概只相当于一根眼睫毛的重量,但如果用来计量的量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它将会给建立在它之上的整个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千克属于7个基本物理单位,而其他物理单位都可以从基本单位导出。例如力的单位牛顿,就是定义为使1kg的物体有1m/s²的加速度。

然而,千克这一单位的变动不仅会影响导出单位,更严重的是,它还会影响到其它标准单位。如果大K的质量发生变动,前文所述的力的单位牛顿也会发生变动,随即影响到另一基本单位“安培”,安培的变动又会改变一系列电磁学单位,例如库仑(电荷)、伏特(电压)、特斯拉(磁场)、韦伯(磁通)等等。

这些单位的变动将动摇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各行各业都将不得不重新检视已有的标准。特别是那些对质量变化极其敏感的行业。比如制药业,50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因此,在基本单位这件事上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虚言。

于是,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几千年后,用来统一度量衡本身的量度,是时候更严谨的定义一下了。

千克的新定义

事实上,在七个基本单位中,千克是最后一个通过人工制品定义的单位了。其他单位都已经改由某些自然常数来定义。

比如长度单位米,其定义为光在真空中于1⁄299792458秒内行进的距离。时间单位秒的定义稍微复杂一些,它表示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为什么要根据某些常数来定义基本单位呢?

因为基本单位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For all people, for all time——不因使用者也不因使用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目前的大K根本无法满足这两条要求。因此,人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对其进行新的定义。

11月16日,在新一届国际计量大会上,科学家们将要投票表决,让国际千克原器退役,改以普朗克常数(符号是h)作为新标准来重新定义“千克”。

NIST科学家Stephan Schlamminger的普朗克常数纹身。图片来源:Vox

普朗克常数(记为h)是量子力学中用来计算光子能量的一个常数,它由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提出。普朗克在1900年研究物体热辐射的规律时发现,只有假定电磁波的发射和吸收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地进行的,计算的结果才能和实验结果相符。这样的一份能量叫做能量子,每一份能量子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以辐射电磁波的频率,即E = hv。普朗克常数的数值是6.62607015 x 10-34,单位是J.s-1(焦耳每秒)。

那么,怎么根据普朗克常数来定义千克呢?这里就要从它的单位入手。可以看到,普朗克常数的单位是焦耳每秒。而焦耳本身则是一个导出单位,它的定义是1牛顿的力使物体在力作用的方向上移动1米时所做的功,我们已经知道,牛顿的定义是使一千克的物体有1m/s²的加速度。因此,一焦耳也可以写成千克⋅米2⋅秒2,于是普朗克常数的单位也就可以写成千克⋅米2⋅秒3。至此,普朗克常数便同千克这一基本单位发生了关联,我们也就可以根据它来精确定义千克。

四把秤和一个球

然而,难的不是定义,难的是测量。人们固然更喜欢用普朗克常数来定义新的千克,可我们该造一台什么样的仪器,来对这个新的千克进行标准测量呢?

为此,人们造了5件新的“神器”——四把秤和一个球。

秤是雕花金丝楠木……啊不,划掉,秤是基布尔秤(Kibble balance),又叫瓦特秤(Watt Balance)。它是一种通过电流和电压的强度精确测量测试对象重量的仪器。由于测量的质量与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即功率,单位为瓦特)成正比,所以该仪器又被称为瓦特秤。

基布尔秤。图片来源:J. L. Lee / NIST

基布尔秤可以将对质量的测量等效为对电磁力的测量。而这个电磁力又可以同普朗克常数关联起来。这背后的原理是两项诺奖级的研究。

1962年,英国物理学家布赖恩·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提出了约瑟夫森效应;198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冯·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前者是一种与电压有关的量子效应,后者则表明电阻也是量子性的。而我们知道,普朗克常数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常数。因此,通过电磁力来平衡质量,再通过含有普朗克常数的公式来计算产生这一电磁力的电压和电流,从而实现对千克的新定义。

图片来源:Vox

然而,光有秤还不保险,科学家们又造了一个球,来确保万无一失。这个球是人类有史以来制造的纯度最高、形状最圆的硅球,由硅-28制成。科学家们对这个球进行了极其精密的检测,其中含量最大的杂质是铜,但其含量仅为每克样品中含有7纳克,大概相当于每30亿个硅原子中才有一个铜原子。

这个球纯度如此之高,可以用来更精确地测量阿伏伽德罗常数,而根据某些已知的方程,我们可以根据阿伏伽德罗常数来计算出普朗克常数。阿伏伽德罗常数定义是1摩尔(mol)的原子有多少个?在教科书上,答案通常是6.02×1023。但这个精度远远不够,2017年12月的一篇文献表明,人们借助这个硅球,已经将这一常数测到了6.022140588 (65) x 1023,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最后一位的不确定度,而相对不确定度则不超过1.73 x 10-8

有了这四把秤和一个球,千克的新定义将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精确度。国际计量大会曾经表示,要至少通过三个实验把普朗克常数的不确定度降低到5 x 10-8以下,其中一个还必须达到2 x 10-8以下,方能满足对千克的新定义的要求。而目前,人类所制造的这四把基布尔秤和一个硅球,都已满足要求。

家里有矿的同学还可以试试用乐高搭个基布尔秤。图片来源:NIST

宇宙的像素更高了

其实,在本次国际计量大会上,不仅千克将被重新定义,开尔文(温度)、安培(电流)、摩尔(物质的量)的定义都将发生改变。

单纯从数字上来说,这种变动幅度可能不大。但是,其背后反映的却是,人类已经有能力去进行更精确的测量,才能够实现更精确的定义。而每一次更精确的测量,则意味着人类眼中,宇宙的像素又变高了。

我们用来丈量这个世界的尺子,决定了我们能够去到的地方。

We are what we measure.(编辑:EON、Ent)

参考文献

  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redefine-kilogram-180970798/
  2. https://www.theverge.com/2018/11/13/18087002/kilogram-new-definition-kg-metric-unit-ipk-measurement
  3.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news/purest-silicon-sphere-ever-created-will-redefine-the-kilogram/3007588.article
  4. 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681-7575/aa9abd/meta
  5. 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8/11/14/18072368/kilogram-kibble-redefine-weight-science

对话乔尔·杜德利:中国有望成为数字医疗的领军者

乔尔·杜德利(Joel Dudley)对未来医疗的形态充满憧憬。作为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研究所所长,他致力于数字健康和人工智能领域,曾通过大数据分析出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病因是疱疹病毒。他还在西奈山医学院创立了下一代医疗研究所,并于今年担任西奈山卫生系统精准医疗执行副总裁。

在他的未来健康体系蓝图中,数字医疗占据了相当大的板块。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代社会,数字医疗综合了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不仅精准服务个人,还为公共卫生管理创造了巨大利好。无疑,数字医疗将成为未来医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2018腾讯WE大会”之前,我们有幸对话了杜德利教授,并和他一同探讨数字医疗的现状和前景。在聊到中国是否会引领数字医疗时,他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的环境有利于数字医疗的创新。事实上,我们已经能在国内看到一些创新了,例如结合人工智能和医学的“腾讯觅影” ,就在尝试帮助医生分担观察切片在内的一系列工作。

当然,数字医疗在未来不仅仅是一种医疗辅助手段。在杜德利的畅想中,数字医疗还包括新型的智能诊所,它们将独立于中心化的传统医院和诊所,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在每家每户中。

果壳: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个关于数字医疗的伦理问题。AI是数字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在临床诊断中,为病人开了错误的药,那谁该承担责任呢?

杜德利:好吧,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数字医疗中的AI不会直接面对患者。它只能提供建议,医生对此有选择的权力。如果开错了药,那么AI就是横在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障碍。因此,很难说谁该负责。而且并不是只有AI犯错,医学里还有其他容易出错的地方。比如,为了预防乳腺癌的乳房造影术。临床推荐每次执行都要隔一段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这种筛查太频繁,而且花费也不少。同样的例子还有前列腺癌筛查。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好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规解决这类问题。

我们对很多药物的作用原理都不是很清楚。和AI一样,药物也处于一个黑箱中。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药物获得新信息时并不会改变自己,而AI可以。所以一个想法是,算法开发者应该确保AI的内部运作不会改变太多,来防止这种情形发生。

果壳:您认为如何降低数字医疗的成本呢?

杜德利:总的来说,数字医疗最好的一点就是其成本低于药物。因为它不必涉及化学物质的生产。而且,药物需要考虑供应链带来的成本,因此APP要比药物更便宜。此外,我们缺乏临床证据表明数字医疗能起作用,而相关临床试验的花费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资。不过一旦投资得到回报,数字医疗应该会比药物便宜。

果壳:您觉得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建立数字医疗体系?

杜德利: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地区建立数字医疗体系更容易些。可以用短语“跨越”(leap-frogging)来解释。举个例子,中国的支付系统比美国好,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曾经没有支付系统。所以,中国需要跨越到新的支付系统——和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旧系统一样完善,并抛开旧系统的负担。一些欧洲国家的支付系统比美国还糟。比如德国,那里只接受现金,抗拒任何数字支付手段。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像样的医疗设施,恰好给了数字医疗设施建立的契机。

果壳:如果未来某一天,数字医疗的成本变得极低,那它会取代人类医生吗?

杜德利:更有可能是辅助医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进入医疗保健领域,医生们如何整合信息成为难题。很长一段时间内,数字医疗都会是医生的辅助工具,帮助他们接触更多病人,并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至少目前,美国的医生们都忙着在电脑前录入数据,和患者沟通的时间不多。在我看来,人类总还是喜欢沟通的。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也喜欢和聊天机器人对话。当聊天机器人更先进时,它们可能会接管医生的一些工作。

果壳:所以在未来数字医疗会成为简便的医疗助手?

杜德利:有可能,它会使医疗所需要的教育和经验的积累越来越低。打个比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你的电脑坏了,想修好它得读个计算机科学或者电气工程师的博士学位。但今天,随便一家百思买电脑城或者电子产品店,甚至一些高中生都能修好。因为他们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同样的事或许也会发生在医疗领域,你可能不再需要内科医生和护士了。

果壳:那数字医疗在今天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呢?

杜德利:我想大概是心血管疾病领域。可穿戴设备之类的数码工具能够远程监控心脏功能。例如,最新的Apple Watch就有ECG传感器。假设苹果有人试图通过手表获得你的血压数据,这是很难实现,因为他们只能在手腕上做文章。不过,我依然认为血压和心脏病是数字医疗最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癌症领域也是,虽然在这方面有所进展更难一些。此外,别忘了精神健康领域。一些研究表明,有些APP确实能减少抑郁等。对经济状况和个人福祉来说,精神疾病属实是个沉重的负担。

果壳:您认为中国会在数字医疗领域成为领先国家吗?

杜德利:我觉得中国很有把握成为领头者。原因并不是有人所说的不注重隐私带来的数据共享,而是中国的环境更适合某些创新。比如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习惯体检。在美国,人们只有生病才去看医生,因此错失在发病前干预的机会。

果壳:在医学研究领域,AI如何取代研究人员?

杜德利:在AI方面,有许多激动人心的进展,比如深度学习。不过这种神经网络不是最近才有的,我们能够实现的神经网络规模取决于加速算法的GPU等。而一些算法在强化学习方面取得了进步。再有就是生成对抗网络,算法能模拟出以假乱真的图片。这意味着,算法不仅能从现有的海量数据中学习,还能从这些数据中模拟未来的情况。

接着加上强化学习的部分。最早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强化学习,据我回忆应该是谷歌的一个算法——机器自学如何快速过关《超级马里奥兄弟》。机器先读取屏幕,然后随机按下按钮,如果马里奥走对了,或者说游戏得分上涨,机器学习就会得到正确操作的强化。而有的随机操作没有让得分上升的话,神经网络就会选择别的方法。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犯错,算法能靠自己学会玩《超级马里奥兄弟》。AlphaGo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难度有所提升。可见强化学习的力量有多大。因为它不需要人教它规则,自己就能学会怎么做。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它同样会发挥巨大作用。这是研究者们的巨大机会。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美国的公司在做这些事了,比如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专家、在线教育平台Coursera联合创始人达芙妮·库勒(Daphne Koller)创办的公司。她致力于研究与高通量方法结合的机器人学,使AI能直接和机器人连接。

西奈山医院的Lab100智能诊所。图片来源:Cactus

果壳:您对数字医疗的展望?

杜德利:我的兴趣在于,我们如何打造全新的医疗保健体系,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现在的医疗保健都还围绕着医院和诊所。我们设计了一个电话亭原型机,能实现健康检查功能,比如测量血压什么的。我认为健身房、药店甚至家中都能安装这样的智能诊所。打造全新的医疗保健网络,便是我的兴趣所在。(编辑:Philip、EON)